作家路内的旅程：从游荡的文学青年到仓库管理员
路内的旅程本刊记者/刘远航
发于2020.2.17总第93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作家路内结束了北京的活动，回到上海。那是1月。从车窗里往外看，大雾覆盖整个淮北平原，铁轨两边的工厂和小镇都笼罩在迷离天色里。那时候，武汉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，生活看起来一如平常。
最近这十年里，路内的生活稳定下来。他住在闵行区，距离市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偶尔到作协办个事，跟进城一样开心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小说里还保存着过往生活的踪迹，那些人物不断地踏上路程，游离于不同的地点。
2020年1月，他的新书《雾行者》出版，空间背景横跨大半个中国。小说由五个部分构成，人物庞杂，同时糅合了不同的话语。这是一次复杂的写作，背后是同样复杂的现实。
故事从2004年讲起，向前追溯至1998年，又向后延展到2008年结束。那些怀揣着文艺梦想的年轻人，如同无法被时代整除的余数，在破碎的生活图景中狼奔豕突，游走于城乡结合部、外地库房和小镇开发区，悬案和记忆困扰着他们。
但时代还是一路向前。从九八洪水，到“非典”疫情，再到北京奥运会，它们构成了小说的时间标记。但在路内看来，相比于这些具体的事件，更具有时代标尺意义的是人口流动。曾经国营工厂为生老病死赋予秩序，为生活固定轨迹。而多年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如今疫情蔓延之下，春运之前的短短数日，就有500万人离开武汉。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世界。
变动的不只是空间和数字，还有观念与伦理。本地人开始捍卫自己的领地，设置路障和护栏。外来者试图融入新环境，落地生根，或是故土难离，终于重返旧地。“地球村”仿佛昨日幻景，现实与心灵又生出了多少错位和裂痕？有时，它们被一下子撕开，露出全部面目，更多的时候，它们只是沉积在底下。
“在90年代，整个国家并没有为亿万规模的人口流动做好准备，它变成了突出于时代之上的东西，后来技术和管理职能改进之后，流动变得平滑，但总的来说，它的影响不亚于一个政治运动。”路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洄游
按照公司的安排，路内准备到四川去。那是在1998年，当时他25岁，已经离开工厂，晃荡了一段时间，本来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写文学青年到处游荡的故事。小说还没写完，他进入到一家台资企业工作。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仓库，由外仓管理员专门负责，半年轮转一次，如同星际旅行。
就在出发之前，路内忽然接到上司的调令，目的地有变。重庆那边的仓库出了问题。
就这样，路内踏上了旅程，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。当时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从江苏出发之后，得穿越警戒线，沿着铁路和公路线，途经鹰潭和怀化，借道遵义，走走停停。但上路的渴望将他推到世界面前，浑浊的现实令人着迷。他在火车上，目击农村淹没在汪洋里，只有屋顶露出水面，一头猪孤零零地站在上边。
最后，路内到达了重庆。时值夏秋之交，短暂的晴天过后，就是漫漶的雨季。好在那里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。
仓库在沙坪坝区的一座山上，道路泥泞，车开不上去。路内中午就去山腰上的苍蝇馆子，五毛钱一份炒藤藤菜，加上两碗米饭，就能填饱肚子。仓管员的收入挺不错，只是周围能说话的人很少。随处可见的是棒棒，也就是挑夫。路内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吃小面，还有俗名“四拖一”的火锅，或是被小贩们追打。
有时需要押货到外地，路内乘坐卡车，和销售员一起，在綦江和遵义之间往返。綦江位于重庆南边，当时还没有撤镇划区。山地险峻，旁边就是江水。路内坐在卡车上，不着地，感觉如临深渊。
工业是綦江的经济支柱。当地的钢厂规模很大，完全是一个自足的世界。生活区和生产区距离不远，只隔了大概五百米。当年，他们几乎全都是迁移过来的外来者，住的地方取的是新村之类的名字。路内记得，那里地势不平，如果恰好住在下陷的沟壑里，一层的居民是看不到阳光的。钢厂跟小镇相互独立，镇子里住的是原住民。
90年代末，钢厂几乎已经停产，只是做一些零散铸件，产量也很少。一种衰落和焦虑的气息笼罩其间，虽然生活还可以。时针几乎静止。庞大而坚固的苏式建筑，也终于难逃废弃的命运，像是细微的赘肉，隐藏在精心打扮的历史褶皱里。路内到那里的时候，随处可见的是老人和小孩，年轻人光着膀子，露出文身。
2014年，路内写完著名的“追随”三部曲的终章，到重庆做签售。重游故地，他跟当地的媒体说起，自己准备以仓管员的经历为基础，写一部跟重庆有关的小说。五年之后，路内拿出这部《雾行者》，算是兑现了诺言。
小说里，端木云和周劭是大学同学，同样喜欢文艺。90年代末，两人一起去美仙瓷砖公司应聘，成为了外仓管理员。端木云被派往重庆，几乎是跟路内一样的路线，先搭车到上海，再途经江西和贵州，三天两夜的车程。
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，端木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，重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。狭窄山坳的后半夜，那辆开往重庆的火车停在某个破败的小站，“文革”时期的标语清晰可见，像是进入到另一个缥缈的年代。
端木云和销售员押货去外地，进入綦江地区，江水对岸就是工厂。钢厂如同迷宫，搅乱了方向感。销售员的堂哥阿龙是钢厂子弟，曾经想去深圳闯荡，但止步于重庆，算是见了世面，后来还是回到厂区。
阿龙介绍说，镇子里的原住民是农民，相比之下，工厂区里有电影院和商业街，也有医院和车站，这些外来者们自视甚高，几乎是活在梦里。数万人以单一的方式生活，如同一个封闭的空间，阿龙觉得，江浙地区的现代开发区才更真实。就这样，记忆与虚构相互交缠，像雾一样，虚与委蛇。
突转
在重庆待了半年之后，路内回到了苏州总部。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。路内的父亲是化工厂的工程师，母亲在玻璃厂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苏州是一座到处都是小工厂的地级市，河道密集，方便运输，废水都排放在里面。城区还没有外扩，里面有一些破旧建筑，暗示着古老的历史，护城河外，就是农村。
路内后来常常在小说里写到一个叫戴城的地方，当然有苏州的影子。城里面有农药厂、橡胶厂、化肥厂、溶剂厂和造漆厂。而在回到苏州后，周围的快速变化让路内感到惊讶，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建造成型。
迁徙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。过去，像“三线建设”那样的运动造成了规模性的变动，但并没有改变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。进入到90年代，人口流动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出现了“盲流”，出现了“春运”。
一开始，城区里的孩子们遇到外地人，还会觉得奇怪，也有些新鲜。随后，那些年轻而陌生的面孔涌入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开发区，相当一部分外来者是没有分配到工作的大学生。外地人越聚越多，蔓延到市区里面，最终在数量上盖过了本地人。
一种轻微的震动在双方的心里荡开，信任和认同的问题浮出水面。
那还是1990年代，路内还没有当上仓库管理员，还在生产糖精的国营工厂上班，三班倒，满打满算能拿1000多块钱。糖精厂效益不错，但也正在经历私有化改革，小厂合并成集团公司，原来的厂长摇身一变，成为了董事长。
他亲眼见证了工业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。
工业园区建成之后，年轻人从四处涌来，西南废弃兵工厂的子弟，化工厂流散出来的青年，他们来到开发区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劳动力。拥挤的打工宿舍，装束一致的流水线，让他们从前现代的废墟一下子跳转到后现代的迷宫里。
路内作品《雾行者》
《雾行者》里，周劭和端木云来到位于铁井镇的开发区，这里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打工仔，人口增加了五倍。美仙瓷砖是开发区最大的企业，有1200名工人，和数量难以统计的销售员。周劭和端木云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无故消失的叉车司机，离奇死亡的旅店老板。
时间来到世纪末。走投无路的人，失去身份的人，他们聚在漆黑的小广场，仰起头，准备看烟花从幽暗中升起，听新世纪的钟声敲响，宣告过去已经终结。然而“并没有人告诉他们，一切又该从哪里开始”。
这样的场景确实发生过，路内记得很清楚。1999年的最后一天，大家都处于歇工状态。那时他已经进入广告业，这也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行业。路内打算跟朋友去看烟花，然而他们被告知，并不会有烟花表演。街道黑黢黢的，全是人，沉默地走着，仿佛没有面孔。一个朋友说，好像已经过点儿了。新世纪抛给他们的不是希望，而是打不到车的窘境。他们只好原路走回去。
2020年1月7日，《雾行者》的北京首发式中有一个环节，20个读者和路内与另外两位嘉宾戴锦华和梁文道一起登上了一辆“雾行者号”公交车，车绕故宫一圈，三个人分享了各自的有关上世纪末的记忆。广场上可以看见散落的人群，夜光和树影打在乘客的身上，有些明亮，又有些幽暗。
2001年，路内来到了上海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住在一个向北的单间里，蟑螂杀了一遍又一遍，总也无法死绝。虽然从事广告业，路内仍然需要到周边的市镇去。
有一次，为了跟客户洽淡，路内接连去了三次南通。开发区旁边的孤寂小镇，野渡无人，江面雾蒙蒙的。破碎的车祸现场，巨大的铁锚雕塑，水泥厂没有声音。村党委书记变身为地产公司董事长，乡野超市里卖的是山寨果粒橙和假冒的奥利奥饼干。远处渡船上的灯火，在黑夜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。
在《雾行者》里，周劭住在小镇开发区的旅馆里，“空气里有一种混合着水泥、机油和金属的气味，那是工业开发区的气味，时代的气味。”没想到，周劭竟然遇到了大学时代的女友辛未来，他们曾经都是文学社的成员，有过写作的理想，后来都作罢。现在，她成了一名记者，在工厂里卧底调查，用的是假身份。
两个人逃离追捕，试图回到市里。没有车，雾气浓重，什么也望不见，只有海的味道，巨大的金属雕塑，像是核电站撤空后废弃的城镇。他们走走停停，无法接近的终点。十年过去了，他们的青年时代也已经结束。
途中
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人。1996年，路内还在糖精厂上班。他经常从工厂图书馆里借书看，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。两年之后，他的一篇小说被推荐到《萌芽》发表，但这并没有将路内引向文学的坦途。
进入到新世纪，BBS论坛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聚集地。路内经常逛一个名叫“暗地病孩子”的论坛。论坛首页贴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，“我是时代的孩童，直到现在，甚至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。”与此同时，“八零后”和“青春文学”开始大行其道，但这与1973年出生的路内无关。
到了2006年，路内已经结婚，经常跟妻子说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故事，后来决定写下来。往往是在妻子入睡后，文档才打开，仿佛一场隐秘的幻梦。事实上，路内也经常梦见自己回到了工厂里，拎着一个工具箱。
在小说里，三十岁的路小路追述起十年前的往事。他遥望自己的青春，瞥见的却是一个更久远的过去。野蛮生长的90年代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戴城，年轻的技校学生，躁动的工厂学徒，香甜又腐烂的年纪。小说的最后，三十岁的路小路踏上了去上海谋生的火车。小说名叫《少年巴比伦》，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，路内从此踏上作家的旅途。
为什么年轻人总是渴望着上路？失去了伊甸园的工厂子弟，混迹于化工技校和“三厅一室”。曾经的“未来主人翁”，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，只剩下无所事事的青春。“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，没有人是主角，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。”路内在《天使坠落在哪里》中写道。
他们在封闭小城里漫无目的地突围，在没有终点的路途上四处寻觅。千禧年将他们的人生劈成两半，那些崇高的许诺已是昨日黄花，就这样横渡到新世纪。没有人知道，是否仍有一个黄金海岸在等待着他们。
作家张悦然跟路内结识于论坛时代，她评价说，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母题，路内的母题大概就是“寻找”。在《追随他的旅程》里，路内开篇就写道，寻找总是“朝另一个方向飞去，但有时也会坠落，被引力撕裂”。
《追随他的旅程》发表于2008年。这一年先是发生了汶川地震，随后社会的乐观情绪在北京奥运会达到了顶点。自强与崛起的年代，多种话语达成了自恰，甚至痛苦也被赋予了意义。这个年份对于路内同样重要，他成为了一名父亲。
女儿一天天长大，进入青春期，对爸爸的书产生了兴趣。路内则定下了计划，12岁适合读哪本，16岁和18岁适合读哪本，都想好了。女儿四五年级的时候，路内发现她在微信上的说话风格特别像路小路的“流氓”腔调，觉得不对，就去检查她的书桌，果然翻出一本《少年巴比伦》。
路内自己也在变化。虽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“70后”作家中的代表，但误解与标签也不少，比如“青春作家”和“工人作家”。所以，他又交出了《花街往事》和《慈悲》，将笔触伸入更复杂的历史和家族往事。
2012年，《云中人》出版，小说的名字与《雾行者》有着同样的结构。世纪之交的三流大学，接连发生的“敲头案”，主人公夏小凡踏上了寻找凶手的旅程。城市已经没有了名字，仅以字母代替，没有过去和将来。
于是，寻找成为一种外壳，里面是精神困境。这种困境“来自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涣散与多元化的切身体会，更直接来源于社会变动本身的无序、仓促以及施压给人的被抛弃感。”评论家李伟长这样评价路内的《云中人》。
小说里，夏小凡与朋友们进入到学校旁边的仓库区，据说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里面的保管员。仓库区的更深处，就是铁路。黑暗中，不时有火车的声音传过来，分不清是货运还是客运。
铁路象征了一个流动的世界，轨道的一边是学校和躁动的学生，另一边是外企和流水线。现实中离奇失踪的人，虚拟空间里的匿名者，时间蜕化为无意义的时刻。历史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怪兽，更像是云与雾。
小时候，路内都会跟父母去上海过春节，外公和舅舅住在货运场边，离上海西站很近，绕过去需要走很远的路，大人上班或是小孩下课，都会直接从火车底下钻过去。过年的时候，路内也在表妹的怂恿下钻过。那个地方的火车很慢，每一站都停，叫磕头车，铁路工人拿来当公交车。
在《雾行者》里，主人公周劭的父亲就是开货运火车的司机，住在上海西站附近，和路内的外公一样。周劭回想起父亲带自己钻火车的往事。周劭将头伸进车厢下面，忽然听到轻微的启动声，“像是命运生锈的齿轮动了一格”，父亲连忙将他拽出来。
对火车有记忆的不止周劭一个。美仙瓷砖公司储运部的员工林杰来自贵州的偏远小镇，旁边的铁路线路基很高，火车从头顶开过去。他每天注视着那些穿梭的列车，想到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常态，是他无法企及的部分，只是偶尔停下来。像是命运，“我们被命运带走，好过被命运抛弃。”路内写道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5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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